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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·11”二十年:伤痛和迷思

发布时间: 2021-09-12

  “9·11”二十年:伤痛和迷思

  【鸣镝】

  历史的进程,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向前。

  2001年9月11日,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将世贸双子塔夷为平地,重创五角大楼。这一夺去近3000人生命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:烟尘中奔跑的男女,逆行的消防救援人员,小布什总统听闻恐怖袭击后错愕的表情……无数个瞬间,清晰如昨。

  20年后,对逝者的悼念依然伤痛,而“9·11”一代已长大成人。在这一代人中,一定已经有人上过阿富汗战场,或许还有人亲历了“喀布尔时刻”。

  对他们来说,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复杂时刻。

  20年后,拜登政府本想借着撤军阿富汗,赶在“9·11”周年节点为反恐战争画上圆满句号,结果事与愿违变成又一个悲剧时刻。

  “早知如此,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。”目睹了阿富汗20年的国家建设被雨打风吹的一幕,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发出感慨。

  只是,历史没有如果。

  历史的走向与山顶的错觉

  历史的走向就此改变,在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的那一刻。

  “9·11”事件是一条国际政治分界线,深刻改变了美国,也深刻影响了世界。

  20年来,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断书写着各种悖论:在疗伤中不断受伤,在消除恐惧中不断制造恐惧,在塑造安全中不断破坏安全……

  “9·11”事件之后,美国将反恐确立为主要议题,带动国家战略转向,并一度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道义支持。

  20年弹指一挥间。国际社会对美国最初的道义支持,早已转变为对地区动荡、战争灾难的忧虑和对单边主义、强权政治的谴责,还有对世界发展、全球治理的思考。

  从某种程度上说,正是在“9·11”事件后,恐怖主义等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性问题,开始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。与之相伴,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。

  20年来,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,世界是宽广博大的,处处都有合作机遇。无论是应对非典、埃博拉、难民潮,还是国际金融危机、气候变化,抑或是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,无不呼唤着全人类的同舟共济,考验着国际社会的集体自觉和行动自觉。

  这20年,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一直与传统国际政治议题深度交织。比如,由反恐引起的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,催生出美国的“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”,又进一步推动美国煽动“阿拉伯之春”,介入叙利亚内部纷争,导致“伊斯兰国”兴起。结果,造成大量难民涌入欧洲,激起民粹主义浪潮,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“脱欧”的导火索。

 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,又决定了其往往是长期任务,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,需要基于国际合作,抱持十年树木甚至更长时间的耐心。

  然而,急功近利的西方政治常常不会有比下一次大选更远的视野。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、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,“我”字当头随之而来。

  从“本国优先”的角度看,世界是狭小拥挤的,时时都是“激烈竞争”。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将大国竞争重新带回国际舞台,利用所谓“实力地位”大搞单边制裁、极限施压,荼毒了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良好氛围。

  即便是面对“除非每个人都安全,否则没有人安全”的世纪疫情,美国也没有闲着,无中生有出“武汉实验室泄漏论”,宣称“中国开展疫苗外交争夺影响力”等。

  《柳叶刀》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萨克斯称,全球未对疫情作出恰当应对,一个原因是美国未能与中国合作找到全球性解决方案。美国应学会与中国合作,而不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国。

  在山顶上站久了,有时会产生“我就是山”的错觉。

  对于美国来说,其国际地位既要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,也更要建立在尊重遵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。

  否则,只能是立于流沙之上,一场暴雨就会冲出原形。

  以“喀布尔时刻”为例,基辛格点出了问题症结所在。他指出,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,美国应采取政治外交的路线,协调地区重要国家共同遏制恐怖主义,然而特朗普和拜登都忽视了这一点,最终导致今天的被动局面。

  创伤为何难以抚平

  2011年5月,本·拉登被美国“海豹”突击队击毙,标志着“基地”组织“战略性瓦解”。在纪念“9·11”十周年活动上,时任总统奥巴马表示,美国的“韧性”毋庸置疑,五角大楼修复了,纽约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与商业之都,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是一个友谊的场所。

  然而,外在的破坏容易修复,内心的创伤却很难抚平。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民调显示,美国民众中认为美国比“9·11”前更安全的人,不到一半。

  “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是极大的。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·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指出,20年来,“9·11”等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,包括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灾难,都使美国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越感和安全感逐渐消失。

  “9·11”后,尽管美国本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外来恐怖袭击,但是,“独狼式恐袭”时有发生,枪支泛滥成为老大难问题。据统计,2020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死伤人数创新高,达82996人。

  近些天,美国国内还在分析从阿富汗一走了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,毕竟,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,已从20年前的个位数激增到如今的20多个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提出者格雷厄姆·艾利森不无担忧地预测,“阿富汗会成为下一场针对美国‘9·11’袭击的策源地”。

  与“喀布尔时刻”一道拉低拜登总统支持率的,还有美国近期再度恶化的新冠危机。

  疫情的伤害很容易让人想起“9·11”。特朗普在位时曾表示,疫情对美国的破坏程度比珍珠港事件和“9·11”的后果更糟糕。今年3月,拜登发表演讲纪念疫情暴发及封锁一周年,称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比一战、二战、越战和“9·11”的总和还要多。

  《纽约时报》道出了美国人的真实感受:“我总听到有人把疫情与‘9·11’相提并论,我也明白其中的原因:如今的恐惧与当时很类似,都是由脆弱、无助和不能预测未来的无力编织而成的糟糕感觉。”

  这种糟糕的感觉,又因为今年夏天席卷美国的气象灾害而加剧了。

  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,飓风导致近100万人缺乏电力和饮用水。在加州,大火迫使数万人逃离。

  美国舆论批评说,政府没有准备好应对长期以来早已预测到的气候冲击。此外,美国和世界能够适应的程度是有限的,如果各国不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,可能很快就会达到抗灾能力的边缘。

  又回到了全球治理问题上。无论是反恐,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、气候变化,这些宏大的全球性问题,从没有像当前一样与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息息相关。

  这也是“百年未有”的。

  如何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?走团结合作之路,还是依旧靠单打独斗?考验的是政治家的智慧、胸襟和担当,测验的是民众的精神、心理与判断。

  历史,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关口。与历史同步伐、与时代共命运的国家,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  (作者:元非云) 【编辑:房家梁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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